五四宪法序言规定，人民民主的政权保证通过和平道路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就必须改革法官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推动法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程序之治，依法办事就是依照程序办事。

司法权运行既有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又有特殊规律，其最显著的特殊规律是行使(运行)的独立性。(4)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牵住牛鼻子，就是抓住关键环节，抓住重点问题。有一些复杂、疑难、新型、敏感、热点案件，如果任凭法官自己决断，而不经过任何集体合议及复核把关，是很容易出错的。美国法学家戈尔丁将法官中立性归纳为三项原则，即：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是法官。

两权分离改革有利于克服行政化、官僚化，确保法官的主体地位。(8)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对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注释: [1]参见徐会平：《中国宪法学言论自由观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徐文在区分个体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础上，[3]认为该条并非是源于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自由条款，而是以个体利益为指向和依归的、源于人权理论的个体自由条款。通过对我国宪法第51条概括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加以严格限缩，能够确保政治言论的宪法保护强度。二、我国宪法第35条应解释为政治自由条款 在法律解释的实践中，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解释方法总是处于独立、主导的地位，而不具有辅助意义，哪一种方法则完全处于辅助地位，各种解释方法总是相互为用的。

其三，该条款仅受自身但书条款的限制，[20]但书条款是一个隐含着绝对保护逻辑的限制条款。[17]同前注[8]，许崇德书，第493页。

[21]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其二，该条是个体自由条款可以从其受我国宪法第51条限制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因为我国宪法第51条是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针对我国宪法第41条对之前几部宪法近似条文的修改，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肖蔚云教授指出：新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这是综合了过去几部宪法的规定，又增加了批评、建议、检举的权利，同时增写了‘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现行我国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条款继承了五四宪法第87条的政治自由属性。

然而，仔细读来，笔者在深深敬服作者学养的同时，也发现文章的观点有过于极端甚至牵强之处。9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胡乔木为秘书长。[5]参见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环球法律评论》2000年第4期。宪法第51条是我国现行宪法修改过程中新增加的条款。

[35]宪法第35条作为政治言论保障的兜底条款，用以保障那些未能落入宪法第41条规范领域的政治言论。[34]当涉及对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检举，其会同时落入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领域，由此会出现宪法的法条竞合。

另外，可能有讨论空间的问题便是非政治性言论的宪法保护问题。第2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30]根据徐文的论述，在言论自由的个体自由观念之下，言论自由被视为一项以个体为指向和依归的自由，对言论自由正当性的辩护以及理论和制度保护的探讨都以个体为中心而展开。这一论据至少面临如下诘难。此外，徐文认为政治言论兼具个体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双重属性，当将政治言论视为一般性政治表达时，它受宪法第35条保护并受第51条限制，将政治言论视为批评建议时它就会受宪法第41条保护并受其自身但书条款限制。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的控告权和赔偿请求权源自五四宪法第97条。其二，比例原则的引入。

前者为本质论政治自由，后者为关系论政治自由。其三，从宪法第41条的句式语法上分析，该条的但书条款并不适用于对批评、建议权的限制。

基于上述讨论，田家英提出：这一条就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

孟凡壮，华东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31]根据徐文的论述，人民主权与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之间存在本质联系，而人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之间仅仅具有经验或者说或然意义上的关联，但我们往往从经验立场出发认可言论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而认为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

另一种为具体基本权利条款后面附着但书条款，比如宪法第36条第3款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但书条款和本文所述宪法第41条第1款的但书条款。[26]马岭：《宪法权利但书与宪法义务》，《当代法学》2009年第3期。[37]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148页。那么，这是否蕴含着我国宪法对批评、建议权绝对保障的逻辑，对此存在不同解释。

当前我国公权力监督方面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避免把质疑者和监督者关进笼子里。综上所述，对现行宪法第35条性质的认定，仅通过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难以得出确切结论。

[2]基于此理念，笔者不揣浅陋，试与徐先生商榷一番。张千帆主编：《宪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250页。

[21]以下逐一分析上述论据。公民的这些权利的保证是：印刷厂、纸厂、公共场所、街道、邮电和其他一切为实现这些权利所必要的物质条件，都供劳动者和劳动的组织和团体享用。

在上述三段论推理中，宪法第51条是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这一逻辑大前提不成立，那么宪法第35条是个体自由条款这一结论当然也不可靠。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许崇德教授回忆彭真参与1982年宪法修改工作时指出：彭真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大字报的内容是假的，特别加上：‘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7]许崇德：《许崇德全集》（第七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除了派遣代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种基本的形式外，人民应该有直接的自由权利对于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表明态度。即使现行这一双重属性能够成立，一般性政治表达受宪法第35条保护，批评权、建议权受第41条保护，也不一定能确定地得出同一政治言论会受两个不同宪法原则限制的结论。

[12]徐文在探讨宪法第35条性质的过程中区分了条款本身的性质与条款内容的性质，指出宪法第35条的性质和它所保护言论自由的性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认为条款的性质是由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决定的。三、我国宪法第41条兼具个体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双重属性 徐文指出我国宪法第41条不但是言论自由条款，而且是一个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政治自由条款。

从制宪历史的角度分析，宪法第51条制定过程的讨论中并未区分该条限制的权利和自由属于政治自由还是个体自由。中国宪法学界以许崇德教授为代表的诸多宪法学者都是从人民主权的角度分析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的，普遍将宪法第35条解释为保障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条款。